我父亲叫贺球，是个普通农民，没上过学，更没系统地学过哲学，讲不出什么大理论、大道理。但回顾起我青少年时期在家时，父亲对我讲过的不少话，都是很有哲理思想的。他肯学习，肯钻研，悟性高，会总结提炼。他有些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对儒家的中庸之道特别崇尚。他说：“凡事都注意把握好“度”，人这一生必须学会同一个字打交道，就是“度”字。”他不但这样说，更可贵的是他做得好。

记得有一次谈到一个人如何才能健康长寿时，他说： “一个人要健康长寿很简单，只要做到三句话：不吃过量饭，不干过重活，不生无聊气。”他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

早年间，直棣（今河北省）河间府有一个读书人叫张文长（化名），年轻时求功名心切，白天干活，晚上夜读，吃饭也不注意，一顿饥，一顿饱，三十多岁就成了病秧子。不但求功名无望，还不知能活几天。一个老中医对他说：“你这个病好治，只要做到三句话：不吃过量饭，不干过重活，不生无聊气，坚持下去，保险就好了。”他照着老中医的嘱咐办了，吃饭八、九分饱，干活读书是很卖力，但不过累，生活也有规律，视功名如浮云，放开心胸，不生闲气。果然不到两年，身体健壮如初，后来活到一百零六岁。

我父亲还讲过一个小故事：

清代光绪年间，我村有一外号叫“饿死鬼（化名）”的人，因家里穷，没吃过一顿饱饭。有一次，一个外号叫“堡牛”（化名）的人，与他打赌，把一根扁担上摆满了包子，如果他能吃完，不要他的钱，白吃。“饿死鬼”一听很高兴，说：“能吃上，就是撑死了，也是做个‘饱死鬼’，再不做什么‘饿死鬼’了。”结果撑死了，白白送了一条命。

父亲说：“要记住，不吃饭不行，但吃的太多也不行，轻则伤胃，重则害命。不干活不行，但干的太猛也不行，万物同理。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掌握好度。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许多人就是因为“度”没把握好而吃了大亏。

小时候，父亲经常对我说，在社会上为人处事也要把握一个“度”字要做到：“不说过分话，不做过分事。”

父亲说：“说话是一门学问，从小学到老，不一定学得会。”他讲了个笑话：

一个小孩代表大人参加一个宴会。对面坐着一个老者，用筷子从小孩面前的盘子里夹菜，小孩看了不高兴。因为他在家里听父母教育过他：“吃饭要从自己眼前用筷子夹菜，不能从别人面前夹。”于是他对老者说：“在家里你爹妈怎么教育你的，不是不能从别人面前的盘子夹菜吗？”那老者听了羞得面红耳赤，一时下不来台。

父亲说：“这个笑话既说明了童心无邪，也说明了说话不讲艺术，容易伤人，得罪人。说话要讲场合、看对象，要有分寸。对父母和长辈说话要用尊敬的口气；对朋友说话，要言而有信，不可说大话，许大愿。一个人在情绪激动的情况下，特别容易说出一些过分的话，伤人的话。‘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言半片六月寒’，也就是这个道理。”在我的记忆之中，从来没有听父亲说过伤人的过头话。他总是能把自己的情绪控制在合理区间。

父亲说：“为人处事也是一门学问。既要坚持原则、正义，又要机动、灵活。要与人为善，把握分寸。”

记得，我十多岁的时候，家里在西嶺下面一块叫“花牡圈”的地里种大片黄瓜、西瓜、甜瓜。父亲让我去看瓜，防止有人偷。有一天上午，还真有人来偷瓜，但他不是一个正常人，而是我村一个外号叫“二彪子” （傻子的意思）的人。我和我二姐看了很生气，警告他快走，事后又找到他妈告状，他家住在关老庙后面，他妈是个寡妇，我叫她二奶奶。她有五个孩子，只有老大聪明，但过继给了她大伯哥，其余四个都不精神。我到她家对她说：“二奶奶，你家二彪子偷俺瓜吃来。”她听了以后说：“待他回来，我打这个彪东西！”当父亲得知这件事后，对我说：“二彪子是个不正常的人，把他劝走就行了！他妈妈不容易，以后不要再去找她告状了！”我意识到，在这件事上做的有点过分。处事要看对象，掌握分寸，不可太较劲了。大概我父亲出于怜悯之心，备了一提包黄瓜，让我送到他家，他妈妈很感动。以后二彪子再也没有去偷瓜。秋天，她院子里的苹果熟了，他妈妈让人给我家送去七八个苹果，那时候苹果是稀缺物，全庄只有这一棵苹果树，平时极少见到苹果。所以，我父亲和全家人都很高兴。

多年之后，每当我忆起这些往事，总是十分佩服我父亲，在处理问题上分寸能把握的恰到好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是我第一个哲学启蒙老师。

他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哲理就在生活之中。后来，我在上大学期间，系统地学过哲学，懂得了什么是“三大规律”，懂得了“度”是哲学中的一个范畴。以后我在工作中，还见过不少专家学者，向他们学到了不少哲学知识，自己也出过一些这方面的书。但往往是：“理论是巨人，行动是矮子。”我父亲虽然没学习辩证法，但他是行动的巨人。

我常想，父亲关于“度”的教导，不仅适用于处理人生的各种事情，而且适用于治国治家，改革开放等各种大事上。如改革开放，必须把握好“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度”，否则就要出大问题。道理虽然好说，但真要做到很难，只能靠在实践中不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