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这个时候，又是年关将到，就会想起我的老父亲。

老父亲名叫贺球，是个思想进步的农民，抗日战争时期入党的老共产党员。1986年3月去世，享年80周岁。我自小失去母亲，是父亲和大哥大嫂把我抚养大。父亲为了孩子们没有再娶。他心里装的全是孩子们。为了让孩子们幸福快乐，他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特别每年过春节，他总是为孩子们忙。

记得，我小时候最高兴的一件事情，就是过年（春节）。因为过年可以放鞭炮、看秧歌，并得到父亲给的压岁钱（莱阳也叫守岁钱）。从年三十到正月十五元宵节一直处在兴奋、神秘、欢乐的状态之中。至今回想起来，仍感到其味无穷。

在我逐渐长大懂事的时候，才知道这一切享受、喜庆、欢乐等，都是父亲忙出来的，用心血打造出来的。

父亲对让孩子们过个好年（春节）特别重视，他要与我哥嫂联手把过年打造成孩子们欢喜的物质、文化“大餐”，寓教于乐，把对孩子们的优良传统教育、良好家风教育渗透在各种令人快乐、兴奋的宗教式活动之中。为了达到目的，他节前需忙一个多月。

一进腊月门，父亲便忙着为家人，特别孩子们过年进行物质筹备》。记得，那时家里五六个孩子，人口多，过年需要准备的东西也多。父亲先是请人帮忙杀猪，收拾好了之后把猪肉放在南屋一间闲屋的地上；然后忙着到莱阳城大集上买年货。他把卖芋头、黄菸换来的钱，用来买蔬菜、年画、红对子纸、鞭炮、蜡烛、香等吃的、用的东西，至于穿的则由大嫂挖空心思地为每个孩子做上一件新衣裳、新帽子、新鞋子等。让每个孩子都高兴！父亲还是一个造酒里手，他不知什么时候学会了酝黄酒。记得有一年过年前，他在家里自己烧黄酒，还真的烧出了货真价实的黄酒（也叫老酒）。我那年八岁，见大人喝，我也跟着喝了小半碗，到街上玩感到眼前的房子在转，大人见我喝的小脸通红，有点可笑，就说：“看！小鼻涕客变成了小酒鬼了！”。我第一次尝到喝多点就晕的感觉。没敢跟父亲说，慢慢恢复正常，从此再不敢多喝酒了。那一年春节三十晚上一家人喝上父亲自己酿的黄酒，感到别有滋味。

过了小年（腊月二十三），父亲就忙着带领全家从事节日文化活动：写春联，贴春联，这项任务主要是由我大哥来办。根据父亲的要求，所贴的春联都是宣传良好家风和优良文化的，如：“忠孝传家远，诗书继世长”、“幸福感谢共产党，翻身不忘毛主席”、“国强百姓富，家和万事兴”等，贴在门上红彤彤的，既美观又能使人受到教育鼓舞。二是贴年画，就是在家里墙上贴上新买的年画。记得一九四六年春节（莱阳刚解放不久），买了一幅画贴在墙上非常美观，而且意义新颖。画上画的是解放军大炮打即墨县灵山（那时青岛尚未解放，灵山是青岛北部敌人的据点），把灵山上的国民党反动军队打的人仰马翻。父亲一边看画一边讲给孩子们听，他说：“咱村南头贺为邦参军后不幸被国民党军俘虏，就是打灵山把他解救出来的，但受了重伤。”我当时虽然只有八九岁，似懂非懂但印象很深，至今难忘。记得那些年过年贴的年画有：《二十四孝图》、《木兰从军图》等，都很美观，也很有教育意义。三是挂“祖子”（家谱），摆供品、香炉（烧香用）等，这一切必须在除夕那天安排好，忙不过来时，我大哥便当助手。那时我年龄还小，不能帮什么大忙，父亲就让我到东大河（蚬河）边去背一袋细沙，放到香炉里烧香用。

父亲除了忙家里的事外，还要忙外边的事，因为他是村干部，不但要在自己家过个欢乐幸福有文化档次的春节，还要让村里每一户、每个人都过个欢乐的春节。哪户吃不上饺子，哪户过不好年，都摸得一清二楚，该救济的救济，该帮忙的帮忙。记得有一年，过春节前，我父亲看到村里一个无儿无女的老人（我叫他“三爷爷”），炕上连个新席子也没有，便建议村里给他买了个新席子，送去白面和救济款，把老人感动的泪流满面，好几次要跪下磕头感谢，我父亲坚决不让。对他说：“要感谢共产党、毛主席，感谢党组织。”根据上级要求，父亲还要组织人搞好春节期间的文化娱乐活动，动员一些“秧歌迷”、“老戏迷”、“锣鼓迷”等开展自编自演的文娱节目，宜传党的方针政策，传播鼓舞人心的正能量。腊月里编排好，只等正月初五六开始上演。到那时只要锣鼓一响，整个村里就沸腾了！

首先是吃的享受。那时候物质条件匮乏，对于平时以吃地瓜干、地瓜叶的我们这些孩子来说，从年三十早饭就开始吃梦寐以求的好饭了：年三十早饭是肉包子；中午主食是大米饭，菜是猪肉粉条大白菜；“晚饭吃饺子。这就是当时我最理想的生活。从年初盼到年底才吃上这三顿好饭。父亲看到孩子们吃的这样欢，心里的高兴劲自不用说。

第二是穿的享受。那时候因为条件差，平时我们这些孩子们穿的都比较破旧，通常是小孩捡大孩穿过的旧衣服，一穿好几年，直到没法穿了才用来做他用，所以都盼着过年换上件新衣服、新帽子、新鞋子。这一切，父亲和我哥嫂都已经准备好，到了除夕晚饭后，把新衣、帽子和鞋子分给每个孩子。我们心里就高兴坏了！记得有一年过年我分了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大褂（大概是我大哥小时穿过的），穿到身上感到很体面，就愿意穿着上街多走两趟，恨不能让村里人都能看到。父亲看到孩子们穿上新衣裳，新鞋子这样高兴，乐得脸上挂满了笑容，但他自己却仍穿着平日穿的衣服，只是洗的比平时净洁一些。他说：“过年，就是给孩子过，大人穿什么无所谓！”

第三是优良传统文化享受。小时候过年，不仅是物质享受，更是一种优良传统文化（包括敬祖、忠孝、邻里和睦等）的享受和传承。到了大年三十晚上，在父亲的带领下，已把家里从内到外布置起一个独特的小环境：家里灶间北墙已经挂上“祖子”（家谱），从正面遮住了北墙半面墙壁，“祖子”最上面画着男女两个老人头像，代表贺氏先祖；中间有表格，内填世代人姓名，最下面画着古装朝服官员模样人物，带着穿着古装衣裳的孩子，似乎在青松翠柏的家庙祭祖，“祖子”两边挂着对联，前面摆放一张大方桌，上面摆满各种贡品，桌子前面左右两个瓶子是插满松柏枝，香炉里香烟缭绕，四支红红的蜡烛点亮，庄严而神秘的气氛一下子就出来了。地上铺上稻草，从屋里一直铺到大门外；大门外还放上一根又粗又长的棍子，叫栓马棍。据说是供祖先们回家过年捡马用的；然后父亲就让我与叔哥贺友邦一起到祖坟去烧纸，请先人回家过年。那时候没有电灯，到了晚上街上和院子黑乎乎的，似乎在黑暗中确有数不清已逝先人的灵魂回家过年来了。那时，我望着烛影闪耀前的“祖子”，对历代先辈们就充满了敬畏之意。我感到他们似乎就聚在祖子上面。我在父亲吩附下，多次为祖先们烧香、磕头。一烧香、一磕头，就是无声的“孝”文化教育，到了午夜十二点，就开始放鞭炮。整个村里响成了一个“团”。我们家孩子自然也积极参与这放鞭炮“大合唱”。我拿着分到的鞭炮放了又放，那个兴奋劲就不用说了。放完鞭炮后，过了“一夜连两岁”的夜间十二点，就给父亲和哥嫂磕头拜年，然后与小伙伴们结伙打着灯笼到村里亲缘关系比较近的东屋我叔叔贺琪家、贺凤邦家等十多家逐家逐户拜年磕头，直到傍亮天。父亲在家里守家，等着接受其他户晚辈们来拜年，拉拉家常。

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父亲每年过年都要给孩子们一点守岁钱。每年大年初一早上穿上新衣裳后，父亲便把孩子们叫到跟前发守岁钱，他发守岁钱有三条原则：一条是年午夜为祖先和长辈磕头了没有？有的就给，否则就没有。当然属于后者的从来没有过。第二条是男孩女孩都一样，不重男轻女。第三条是守岁钱只能用在买学习用品上，不能乱花。每年守岁钱多少不一定，收成好就多点，收成少则少点，但一定有。记得给我守岁钱最多年份为三元钱，最少年份只有两角钱。但不管给多少，我都很高兴，感到这钱来的不易，是父亲用汗水换来的。我拿到守岁钱后，从不乱花，都用在买石笔、小本等学习用具上。

记得，那时候农村正月初二晚上放鞭炮“送神”，就是把回家过年的先人们送走，把“祖子”撤下来，换上一幅画，到了初三早上，把地上铺的谷草和门外的马桩清除，叫做“抢福”， 然后开始走亲戚，村里自编自演秧歌、小剧等，到处洋溢着喜庆欢乐的气氛。直到过了正月十五元宵节，才算过完了年。父亲忙了一个多月，也该歇息一下，准备过了二月二（龙抬头）后忙春耕了。

多年之后，当我与父亲谈起我小时候过年的事来，我曾问过两个我不太理解的问题：一个是父亲为筹备过年累不累？父亲说：“哪有不累的，特别到大年三十晚上一宿不睡觉，更是累上加累。但为了孩子们和全家人高兴，再忙再累也值得。”再一个是供“祖子”，烧香、烧纸、磕头算不算迷信？父亲说：“古人说的好，敬神如在”，“如在”就不是真在。过年敬神敬祖先，烧香、烧纸、给长辈问安磕头，是一种习俗，实际上是一种孝文化，就是通过这种形式，教育人们特别青少年人不忘祖宗，尊重长辈、孝敬父母。我听了之后觉得父亲说的很有道理，虽然话不多，但很深刻。